解困“救命藥”這一重大的民生問題，在去年有了實質性進展：通過談判，17種抗癌藥降價納入了醫保，平均降價幅度56.7%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不僅提到了國家醫療保障局的這一努力，還提出，2019年，政府“要實施癌癥防治行動，推進預防篩查、早診早治和科研攻關，著力緩解民生的痛點”。

這透露出一種信號：讓大家用得上、用得起“救命藥”成了今后政府工作的一項重點。

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，惡性腫瘤、心腦血管和重大傳染性疾病成為威脅人民健康的3類主要疾病，其發病率、死亡率較高。而治療這些疾病的“救命藥”多以進口藥物為主，且普遍價格昂貴，許多人用不上，也用不起，這樣的情況長期未能得到緩解。

“民生無小事，枝葉總關情！”全國政協委員、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院長任紅說，醫療與健康問題是重大的民生問題，也是全社會持續關注的熱點話題，解困“救命藥”要急要快。

任紅說，過去一年多，政府相關部門在重大疾病醫療保障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，包括加快境內外抗癌新藥注冊審批、加快境外新藥國內上市速度、進口抗癌藥零關稅、抗癌藥降價等，效果顯著，部分“救命藥”的藥價大幅度降低。

“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者，已患肺癌3年，以前主要靠常規化療，每個療程花費1萬元左右，但副作用很大?，F在改用降價并納入醫保的靶向藥物，療效好，副作用也小，既可改善生存質量，又可延長生命周期，費用也是患者完全能夠承受的。”任紅說，這些“救命藥”給了大量大病患者希望。

據了解，隨著17種抗癌藥降價納入了醫保，從2018年11月到2018年年底，一個多月時間，報銷人數達到4.5萬人，報銷金額2.6億元。今年1月，僅北京、上海、廣東三地，報銷人數已達到1.2萬人，金額近1億元，分別是上月的2.4倍和2.2倍。

抗癌藥等“救命藥”進入醫保只是邁出了第一步，怎樣讓患者“盡快用上藥”還涉及多個環節。

全國人大代表、浙江省僑聯副主席陳乃科認為，目前“救命藥”仍存在藥品保障同患者需求脫鉤的問題，原因是醫療管理體制設計不夠完善。他以抗癌藥為例指出，“藥占比”(藥品收入在醫療總收入中的比重)考核制度的“一刀切”運行對藥品供給產生了較大影響。

“為降低虛高的藥品價格，行政部門對醫療系統制定了‘藥占比’考核指標，從而盡可能降低藥品收入在醫療總收入中的比重。價格昂貴的抗癌藥將影響醫務人員達成上述指標，部分醫院通過加大醫療檢查支出等方式‘擴大分母’，反而增加患者醫療總支出。”陳乃科建議，應將抗癌藥剔除出“藥占比”、均次費用考核范圍，對明確適應癥的腫瘤患者，其化療產生的藥品費用進行單項列支，不計入醫院“藥占比”、均次費用的考核范圍。同時加快構建用藥評價規范和懲治條例，使醫務工作者擺脫“藥占比”考核的束縛。

能否“盡快用上藥”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是藥品審評審批的速度。

近年來，我國藥品審評審批制度的改革加快了藥品上市的步伐，提高了藥品質量和創新治療藥物的可及性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，特別是進口藥在中國上市基本實現了與國際同步。根據CDE(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)發布的2018年度工作總結，2018年共完成藥品注冊申請9796件，待審評審批的申請已由2015年9月高峰時的近2.2萬件降至3440件，藥品審批積壓問題基本得到解決。

“但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，我國自主創新藥的審批速度比進口藥慢的問題并未改進，反而日益凸顯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貝達藥業董事長兼CEO丁列明此前曾進行過相關調研，他發現，2018年批準上市的48個創新藥中，進口藥品審批時間平均280天，國產新藥平均為471天，后者比前者審批速度慢了將近200天。“雖然中外對比存在醫藥行業技術比較薄弱、所作研究有差距等客觀原因，但審批速度確有很大的優化空間。”丁列明說。

丁列明長期關注國產創新藥的發展，今年兩會，他帶來了一份“關于進一步優化藥品審評審批制度的建議”，其中就提到了7方面的建議，包括建議CDE建立滾動審評機制、建議取消上市前的動態生產核查、建議提前進行創新藥標準復核和檢驗等。他說，“救命藥”等不起，在保證用藥安全的前提下，希望有關部門能開一條“綠色通道”，進一步促進國產創新藥的發展。

“癌癥防治不單單是衛生部門的事，更是一個系統工程，需要很多部門的協調。如美國有‘癌癥登月計劃’……我們也可以成立由國家領導人牽頭的領導和工作小組，來統籌這么一個計劃，協同相關部門和研究機構，聯合攻關。”丁列明認為，要解困“救命藥”，歸根結底在于國產新藥的研制，這是一個系統工程，涉及人才培養、技術創新、專利保護等方方面面，“在這方面可以充分發揚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，集中力量辦大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