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前，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多發，社會普遍關注。7月2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四件強奸、猥褻兒童的典型案例：韋明輝強奸幼女被判處死刑案、小學教師張寶戰猥褻多名女學生案、蔣成飛以招募童星為名誘騙女童在網絡空間裸聊猥褻案、李堉林猥褻男童案，強調對犯罪性質、情節極其惡劣，后果極其嚴重的，堅決依法判處死刑，絕不姑息。

最高法刑一庭負責人表示，當前，奸淫幼女、猥褻兒童等性侵害兒童犯罪仍處于多發態勢。

以猥褻兒童犯罪為例，2017年至今年6月，全國法院共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8332件。其中，2017年審結2962件，2018年審結3567件，2019年1~6月審結1803件。性侵害兒童犯罪隱蔽性強，不排除還有一定比例的案件尚未進入司法程序。

近年來，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數量有所上升，原因復雜。該負責人解釋，其中與人民群眾兒童保護意識增強、發現后及時報案有一定關系。比如對觸碰、親吻兒童身體進行猥褻等犯罪行為，以往重視不夠，沒有及時發現和報案。

這名負責人強調，性侵害兒童犯罪嚴重損害兒童身心健康，嚴重違背社會倫理道德，人民法院對此類犯罪歷來堅持零容忍的立場。

今天，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控制、奸淫多名幼女并強迫幼女賣淫牟利的罪犯何龍執行死刑;本次最高法發布的案例中，強奸幼女致人死亡的罪犯韋明輝已于近期被執行死刑。

最高法刑一庭負責人表示，猥褻兒童的情形比較復雜，因為猥褻手段、情節千差萬別，危害性大小各異，因此刑法規定，對構成猥褻兒童罪的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，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，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人民法院根據猥褻兒童的手段、情節、后果等因素，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。

以2018年為例，在判處刑罰的猥褻兒童的犯罪分子中，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達23%以上，高出全國同期刑事案件近8個百分點;對即使因犯罪情節較輕而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，亦要求一般不得適用緩刑，最大限度體現了依法從嚴懲處的政策精神。人民法院綜合考察被告人與被害人是否存在教育、監護等特殊關系，以及猥褻手段、情節、人數、次數、造成的后果等因素，對應當認定為情節惡劣，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堅決依法判處。

如本次發布的案例中，對利用教師身份多次猥褻多名年幼女學生的被告人張寶戰，對利用招募童星名義在網絡上猥褻眾多女童的被告人蔣成飛，法院均認定屬猥褻兒童情節惡劣，依法從重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;對誘騙男童發生同性性行為的被告人李堉林，依法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三年。

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注意到，最高法本次特別提到，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移動通訊設備的普及，通過網絡性侵害兒童的現象越來越多，危害越來越大。

據部分地區法院統計，近年來審理的性侵害兒童的案件中，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網絡聊天工具結識兒童后實施的。相對于傳統上多數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性侵犯罪，網絡性侵害兒童的隱蔽性更強，更難發現和追蹤，而且從已發案件來看，網絡性侵害兒童低齡化現象突出。

最高法刑一庭負責人表示，為防范和減少網絡性侵害發生，需要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、企業、社會、學校和家長攜手合作，通過加強管理、行業自律，改進技術，設置兒童對特定網絡的禁止鏈接和不法信息識別、屏蔽，強化兒童使用網絡的安全教育等多種途徑，共同為兒童成長營造安全、健康、綠色的網絡環境。特別是父母和老師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，幫助兒童增強預防網絡侵害的意識，及時發現兒童的一些異常變化，遇到疑似性侵害，及時發現和報警，進行干預，避免嚴重侵害發生。

該負責人表示，性侵兒童犯罪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，治理性侵兒童犯罪，需要秉持打擊與預防并重的原則，建立跨部門協作、干預機制，將行政、司法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資源統籌協調起來，形成打擊和預防犯罪的合力。

近年來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山東、四川等地法院在懲治和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和留守兒童犯罪方面，探索開展由法院、檢察、公安、教育、民政、共青團、婦聯等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動機制試點項目，構建跨部門聯席會議平臺，明確、細化各成員單位在防范兒童性侵方面的職責，預防、減少性侵害犯罪的發生，確保犯罪發生后及時被發現、被制止，并使受侵害的兒童得到更好地救助和保護。在一些個案中取得積極成效，相關試點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合作方好評。

該負責人表示，在實踐中也發現存在一些問題，比如性侵犯罪再犯率高。近年來，一些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呼吁建立兒童性侵強制報告制度，建立性侵兒童犯罪者信息數據庫并公開其信息。部分地區在進行試點探索，但因涉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，目前對不報告的法律責任后果不明確，對公開性侵前科劣跡人員的標準、范圍、程序不明確，且公開信息制度只有與對該類人員的特殊矯治、管控措施協調配合，才能更好發揮應有的預防作用，而相關的上位法律依據均付之闕如，亟需立法作出明確規定，補足社會治理短板，構建對兒童更加安全、有力的社會保護網絡。